公共汽车司机
这是和往常一样的一个傍晚，路青从幼儿园接完孩子，两人一起去了趟超市采购了些必要的食品和给孩子吃的零食，打算回家。今天孩子没骑自行车，是坐公共汽车上学的，坐公共汽车很省力，唯一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得等着。幸运的时候，没怎么等车就来了，有时候不太幸运，就得等上个五分钟八分钟的。家离幼儿园就两站，说远不远，说近也得走个十五分钟。路青站路边犹豫，要不要去亚超买块豆腐，还是去另一家意大利商店买瓶酒，亦或干脆去越南餐厅吃碗米粉？问豆豆，豆豆正吃着设计成欧元的巧克力饼干，说想回家。路青心里有点憋气，真够无聊的，一天到晚，哪也不去，想说服他陪自己做点什么，真难。两人走了几步，在路青再一次的请求下，豆豆终于同意去亚超了。两人走到车站，真不走运，电子显示屏上显示下一班车还有9分钟才到站。那就算了吧，反正光买块豆腐也没什么意思。干脆回家了，不行还可以点外卖，虽说最近她根本不敢花钱，银行卡和支付宝里存的钱，加起来才够用一个月的，现在她万不得已不会出门吃饭，原来今天想去越南餐厅也是突发其想，总归是省钱省得人心累，想坐在餐厅外边吃东西边享受一下夏日的时光。今年夏天的度假肯定是没戏了，孩子他爹倒是早就通知她，过两个礼拜要带宝宝去旅行，票都买好了。说点外卖，可能也只是安慰自己不在外面吃饭的一个借口罢了。再回头看一眼孩子，小脸儿上全是土，跟幼儿园沙坑里玩的，两眼也不怎么看路，光顾着吃饼干了。路青赶紧停下，“哎！别光吃！看着点儿！”
走着走着，她发现早该过马路坐车，现在走到了两站中间，只好接着往前走。反正下一个车站来的所有车都到她家。车来了，正好停在他们面前，她戴上口罩上了车，打量了一眼司机，咦？是个亚裔，在柏林坐过这么多年公共汽车，头一次见到亚裔的司机。坐在座位上，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司机，没想到司机也正在看她，这让她心里略为一惊。他也戴着口罩，只能看到上半张脸，小平头，白衬衣，不胖不瘦，没什么特殊之处，就是一个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中年人。这样的人在国内随处可见，一点也没什么特殊的，可在柏林就比较少了，主要是这里的中国人就比较少。她收回目光，看向窗外，奇怪，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还轮不着她想太久，车就要到站了。这是一班直达她家楼下的公共汽车，平时坐得并不多，因为车次安排得比较少。她经常坐的是另一个公共汽车站的车，离得也不远，只要走两百米就到了。路青和豆豆从司机身边经过，她没有再看司机，只是直觉感觉到对方似乎在用余光盯着她。车正好停在她的楼道口，掏钥匙进楼的时候她还在想这个司机，可能是之前看过太多小说的缘故，她知道自己总是容易浮想联翩，比如，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为了保护她而化身为公共汽车司机的身负重任的特工人员呢？那他什么时候要来找她接头呢？是否会跟她说：你放心吧，现在别再担心钱了，我刚给你的银行卡里打了一万欧……不，不能打钱，会被查出来的，还是现金来得安全。不不不，即使是要保护她，也不能白给她钱啊，那不得给她安排点什么任务吗，可她啥也不会呀……不管怎么着，拯救她的人怎么还不现身呢？哎，我咋又想到拯救了呢，我不是已经立志当一个独立女性了吗？一个独立女性就不能老想着要谁来拯救……“妈，妈！我要看动画片！”儿子正站在她旁边，用期待且有些不耐烦的目光盯着她的脸。“给你。”路青的白日梦登时烟消云散，赶紧从包里摸出手机，打开youtube，找出动画片，递给儿子。豆豆高兴地拿走了手机，跑进他的房间去了。接下来，路青就走进了厨房，开始给儿子和自己做晚饭。
刚搬到这个小区的时候，路青还挺不满意的，住在这里根本就不像住在柏林，完全是住在土耳其社区。小区内90%的租户都是土耳其裔，少有几个白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亚洲人，更是少之又少，她估计是住在这里的唯一一个中国人。离婚后路青急需找到一个离孩子幼儿园比较近的房子，加上又没什么储蓄，疫情期间更难找房，这里离得不远，又属于廉租房，价格比较便宜。与之相配的就是吵闹，房间离主街近在咫尺，这不是夸张，是字面意思，从家里就能听到楼下经过的人说话的声音，更别提每时每刻驶过的各种车辆了，尤其是正对着单元门的路边，就有一个公共汽车站。在这里等车的人还真不少——从二楼的窗户往外看就能看到他们的头顶。因为吵闹，晚上睡觉她都得戴着耳塞，也是因为吵闹和人杂，刚搬来的几个月她都担心这里的治安，果然如她所料，没过一个月，停在楼下的自行车被偷了，从此以后，她就总是把新买来的二手自行车和儿子的小自行车一起放在客厅，本来不大的客厅显得更为狭小逼仄，那也没办法，为了安全不得不牺牲方便和美观。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路青总是想着会不会再次遇到那个司机，却再也没见到。好几次她都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刻意选择了同一班公车，可是那些司机不是白人就是拉丁裔。她隐隐希望能在哪里遇到他，又不知道自己真遇到他了要对他说什么。她甚至怀疑那天自己看错了，在戴着口罩、时间又短的情况下，看错人还是很有可能的。这无非又是她在困境中想象的一种海市蜃楼罢了，如果是心理医生，估计会跟她说这可能是一种逃避，应该接受现实什么的。为什么想再次见到他？仅仅是出于一种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吗？是吧，其实在海外住了五、六年了，路青自己也知道，这里的生活没有什么奇迹，国内的朋友谈到德国就赞不绝口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海外生活过，还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国家，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孤独和孤立无援。说到这二者，孤独这个词，路青早就不再想了，太奢侈了。刚搬到柏林的时候，她总是跟朋友说她的孤独，现在孤独成为了常态，她反倒不提了，提又有什么用呢？当你忙于生存的时候，就顾不得感受孤独了。能清晰地意识到孤独的瞬间，必定是在忙碌的生活之后，而那片刻也抵不住困倦，说起来，能“感受”到孤独，又是多么难得，这也说明那个人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现在，正是她山穷水尽的时候，坐吃山空几个月后，路青终于打开了网站，从网上找了两份她曾经打死也不会想到要干的兼职，一份是在中餐馆当吧台调酒师，一份是在奶茶店当跑堂。两份工作的工资都不高，勉强达到柏林的最低工资，一小时10欧。这就是孤立无援，这种时候是想不到“孤独”的。
一封信正趴在她的邮箱里，静静地等待拆启。平时她最害怕看到邮箱里有信，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德国人特别喜欢寄信，一旦寄信，全都是各种帐单或催款，亦或是什么事务性事情，还没提内容，光是每次看到那些德语，就让人心里紧张。幸好这封信的封皮上只是手写字，就像她信箱上贴着的名字一样“L.Qing”。
这不是一封催款信，更不是什么单位或行政机构寄来的。上面并没有邮票。
单元的邮箱就在底层一进门的左手边，每一个小邮箱上都贴着住户的名字及姓氏的缩写，当然，是德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她的是拼音。进出单元门不是什么难事，这里随时人来人往，还常有人点外卖，只要跟着前一个人进来就行。
“你好，青，
首先请原谅我的冒昧，我们见过面，我是那天的公共汽车司机，我猜你应该是这个名字，如果不是‘青’，就是‘睛’吧。从你的名字里我看出，你是个中国人，我有一个女儿，今年五岁，我想让你教她学中文，我家就住在附近，学习地点你来定，一小时二十欧，如果你同意的话，请回信，随信附上信封及邮票。如果您没有时间，就当我打扰了。谢谢！
邓汉伟”
居然是那个司机。邓汉伟，邓汉伟，他叫邓汉伟。看起来就是一个常见的中国人的名字。这是真名吗？犹豫了一会儿，又反复看了几遍，没看出来话里有话，不是什么暗号，更不像有什么恶意。原来对方并不是什么特工，不是来拯救她的，也不是来布置任务的，只不过是想找个人教孩子说汉语。路青被自己的想象力逗笑了，提笔回了一封：
“邓汉伟你好，
我的名字叫青，你猜对了。不是晴，是青春的青。我有兴趣教你的孩子。正好，文学也是我的擅长（想了想，她把这一句又删了）。不过我希望教她之前，先跟你们见一面，我想对你们先有个大致了解，也想看一下我跟你的孩子合不合。这是我的微信号，luqing999，你可以加我，这样联系起来更方便。
祝好，
路青”
写完后，她就趁着下楼扔垃圾的当儿，把信塞到了路边黄色的邮筒。是啊，现在都是微信时代，这个邓汉伟该有微信吧？
第二天傍晚，有个人加她，一看，就是HanweiDeng，通过后，对方很快发来一条“你好。”
“你好。”她回复道。
那边过了十几分钟，才打过来一长串字：“谢谢你。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越南华侨，在德国已经生活三十多年了。我就住在这个小区后面的那条街，我有一个女儿，跟我前妻住，只有周末才跟我在一起。我一直想让她学一点中文，我平时开工作也很忙，没有时间管她，我认识的中国人也不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我曾经在附近的儿童游乐场见过你，你在陪你的儿子玩秋千，直到在车上见到你，我才知道你住得很近。我曾想下次见到你的时候跟你说让你教我孩子学中文，但再也没见到你，我才冒昧写了封信给你，请你不要介意。这周六下午五点钟有时间吗？我们可以在那个游乐场见面。”
秋千那里已经有一个亚裔小女孩在玩儿了，邓汉伟正一上一下地推着她，夏季的阳光打在他们的身上，为他们笼罩着一小圈明亮的光晕。
路青拉着儿子的手，豆豆不住地想挣脱，他想去旁边那个巨大的橡胶盖成的吊桥上玩儿，路青俯下身小声地安抚他：“一会儿。”
邓汉伟发现了他们站在身后，和小女孩儿一起转过身来，两人打了个招呼，沉默了一下，豆豆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小女孩儿，用汉语问道：“你是谁？”小女孩有些懵懂地看着我们。其实儿子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小的发音就不准，即使路青说的是标准的几乎不带一点儿口音的北京普通话。可能是由于柏林没有一点儿汉语环境吧，也可能是因为他父亲并不是中国人，平时不会和他讲汉语，平时唯一跟他讲汉语的也就是她这个妈妈了。见女孩没什么反应，豆豆改用了德语，你叫什么名字，女孩说她叫玛丽亚。路青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邓汉伟没有带她去周末的中文学校去上课，那里收费更便宜，还有很多小孩儿一起学习。玛丽亚看上去非常拘紧，似乎有点阿斯伯格孩子的影子。“这是我儿子，小名豆豆。”路青介绍道，“你们一起玩儿吧！”豆豆走过去，小女孩看了父亲一眼，邓汉伟轻轻地摸了一下小女孩的手，示意她去吧，两个小孩儿一前一后，跑到旁边去玩儿了。
“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突然有一个陌生人联系你。”
“是有点儿。”
“我也是中国人，对中国人感觉很亲切。我的父母一直希望他们的孙女能够学习一些中文普通话，最好能够学一些中国的文化，可惜我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多，只是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许多故事。我们曾经住在北越，父母是做小生意的，有家店铺，七十年代年越南排华，开始驱赶华人，我们成为了难民，跟着我父母坐船来到了德国，我那时候才4岁。现在他们都已经老了。我在柏林长大，平时都说德语，在家里跟父母说广东话，很少有机会说中文，也就是普通话。我很高兴能认识你。”
“难民？”邓汉伟说的这段历史，路青只在书里见过，也只是短短一行话。而她眼前的这个人居然有过亲身经历。
“是的。我父母前几年还回过中国旅游。我自己也去过一次，我去了北京和上海，还有我们老家，不过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
邓汉伟的中文并不流畅，有时候他需要想一下用什么词，路青对他说，可惜她的德语也不够好，如果有什么词不知道，他们可以用英语。说来可笑，两个中国人还需要用英语交流。
她答应了教玛丽亚，每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玛丽亚来她家，学一小时中文。邓汉伟让她放心，他对学习内容和目标都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给孩子一个能接触到中文的机会，希望她以后能够在去中国的时候，不会一句都不懂。
为了教玛丽亚，路青从书架上翻出了那本当年从北京带过来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先从汉语拼音教起。她从来没有教孩子的经验，怕小孩子坐不住，听一会儿就开始走神。路青总会让豆豆和玛丽亚一起学，豆豆已经会拼音了，但还不会写。在海外学汉语最困难的就是没有汉语环境，汉语又太难了，光是把听和读教会，就已经够难的了。有豆豆在，两个小朋友可以一起学习，不懂的时候，豆豆还用德语给她解释。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比她想得要快多了。几次下来，玛丽亚在被问到“你叫什么”的时候，已经会说“我叫玛丽亚”了。语言无非就是种习惯，它得经常用，路青也断断续续学过好一阵子德语，平时除了用不上，基本都忘光了。
教材上有唐诗，其中一首是李白的，路青觉得应该陪养一下孩子的诗歌审美，于是就给他们读了一遍：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她叫他们跟着读，两个孩子洋腔洋调地一句一句复述：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床前，知道谁是什么吗？这就是床。”路青指了指卧室的床。
“霜，这个很难解释，先算了。”
“月光，知道是月亮吗？月光就是月亮发出的光。”她在纸上画了一个圆月，想了想，又画了个月芽。
“故乡……我们的故乡是……”
“中国！”豆豆插道。
“对，是中国，中国就是我们的故乡。”说着，路青变得严肃起来，她感觉自己似乎是富有某种严肃的使命，虽然这种突如其来的使命感让她也有点不适应，“我给你们看一下中国吧。”她带孩子来到书桌前，打开电脑的搜索，“中国”，出现了一副中国的国旗和地图，“这就是中国，你们知道就行了。”
玛丽亚用德语问了一个问题，“中国有什么？”
“中国啊，有长江和黄河啊。”这个答案完全是自己从脑子里蹦出来的，“以后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
他们问她诗是什么。
“诗啊，诗就是特别美的画，是画画的画，不是说话的话。”
“我知道了，诗是画。”
“对了。”
玛丽亚说喜欢“诗”。
以后的每堂课，在学习完拼音和简单的阅读后，她都会给孩子们读诗，大部分都是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还没什么反应，她自己倒先感动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风流！如今那大漠、那孤烟、那长河、那落日，都遍寻不到，只有从这句诗里来吸收点她心里的“中国”的气了。是了，这些诗就是气，她回味它们，就像“吸猫”，也像“吸烟”，她在吸气。
邓汉伟和玛丽亚跟她慢慢地都熟了，邓汉伟也知道了她还是个作家。站在她的书架前，邓汉伟感慨道没想到你有这么多书。啊，这里是你写的书吗？这封面印着你的照片。他拿起其中一本。路青的脸有些发红，别提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已经很久没写作了。平时光顾着打工挣钱，根本没有写作的时间和热情了。
她不想跟邓汉伟解释，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人是多么难以在德国闯出名堂，慢慢地心就凉了。因为疫情几年没回国，跟国内的同行关系也疏远了。想起以前的文学青年的日子，就跟上辈子似的。
邓汉伟说他看不懂中文，他来德国的时候太小了，父母忙于生存，没有时间教他。
“在这里的中国人和越南人各有各的难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父母刚到德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变成了难民，他们总会告诉我，要我好好生活，要坚持。德国虽然不是我们的故乡，但给了我们庇护。当年，我们被迫离开了越南，也去了不中国，只有德国接收了我们。我们算是幸运的，很多人都死在海上，我那时候太小了，对那段逃难的过程几乎没有记忆，我的父母直到现在，有时候都会做在海上漂流的噩梦。”这段话，他用的是英语。接着，他换成了汉语：“他们一直都很爱中国，虽然早就是德国护照了，但他们说他们也是中国人。或许有天，你可以写写他们的故事。”
会有这一天吗？她还会提起写作的热情吗？或许邓汉伟也有一个梦，他不仅仅想当一个公共汽车司机，就像她一样，不仅仅做着中餐馆和奶茶店打工的营生。他将汉语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他自己又有什么样的渴望呢？他说得没错，在这里的异乡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和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过去，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那么丰富和复杂。邓汉伟背负着上一代的文化责任和下一代的养育义务，他还和她不一样，他比她还要沉重。她正在想着，就听邓汉伟开口道，你想学德语吗？我教你吧，免费。
原载于2023年第3期《广州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