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话及创作谈：
我不知道我这本书算不算“小说”，我写的时候是按小说来写的。
写完以后我用了很长时间来改结尾，我甚至参考了一些经典的俄罗斯名著，还看了一些给过我启发的小说，最终我觉得我只能写自己能写的。这可能是句废话：我只能写自己能写的。我写不了别人能写的。
写完初稿，我发给几个朋友看。其中有两个人给了我不同的意见。一个是位同龄的作家，他说这就是你的作品，写的是你这些年的生活和思考，谈不上好和坏，因为这就是你。另一个朋友是位诗人，她说你应该超越之前的自己。如果只是继续以前的题材风格和思想，那你就没有进步。他们的话我都赞同。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的确想突破、想超越。但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到。我问另一位朋友，他是我短篇小说的编辑，同时也写小说。我说你可以帮我找个流派吗？我想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要不然我觉得很孤独。他说我觉得无法归类很好，我就不想被归类，写作也是孤独啊，就是不写作也孤独。
我很迷茫，因为我写不了以前“经典”类的文学作品，我也找不到指引者，找不到前行路上的榜样。那就自己开创一个流派怎么样？有天我突然冒出这个想法，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我是谁啊，我以为我是谁啊？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在巴黎奥赛博物馆，讲解员在讲到塞尚时说，他影响了毕加索，只是在他生前，他并不知道他的画作会对立体主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有些作品在当时并不受重视，但时间最终会给出公正的答案。女讲解员说了好几遍类似的话，她不知道，观众里正受着改小说焦虑的我，来到巴黎度假，企盼灵感的来临，听闻此言，如得大赦。
所以要感谢那些创作者，以及那些欣赏者。
春树
2018年3月12日柏林
《乳牙》创作谈
上一本长篇《光年之美国梦》出版日期是2010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出版过长篇。我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甚至不是瓶颈，我对我曾经的写作风格甚至文学本身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既然写作（指小说创作）的意义在我这里不复存在，我就失去了写作的动力。诗没问题，我并没有失去写诗的自信。我知道我是个很好的诗人，但小说呢？我写的小说除了影响了许多年轻读者，对我自己的意义何在？当然在写作过程里，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不偏不倚、不选择性记忆。人很容易选择性记忆，完整地、不自我陶醉地看待生活本身挺难的。写作当然不是把现实生活重现于纸上，因为它绝对是选择性记忆，是经过作者剪裁夸张变形后的产物。这对作家来说是件很容易区分的事，但对于读者则不然。我影响的那些读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是酷的，我的生活很酷，但从摇滚乐中得出的难道不是同样的经验吗？那文学的独特性何在？它必须有摇滚乐或艺术电影所无法替代的特质才行。
何况自从我结婚后，我有些读者就认为我不酷了。这又让人怀疑了，我的人与作品联系得非常紧密，之前我觉得没问题，现在问题来了。我与我的读者，共同创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像神话一样，神话是肯定要破灭的。
从2010年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没有想过把它们集合成集，文字的力量不够，不足以成为一本可以在时间中留下的作品。它们有些后来成为我新长篇的片断，有些给我提供一种情绪支持——我认为，小说里的情绪是重要的，小说里写到不同的时间段需要不同的情绪，除人物情绪外还需要大环境的情绪。
从阅读上来讲，我已经不再喜欢看以故事为主的作品。我想看到的是挖掘人性，表现人性复杂面微妙面，同时不强调“残酷”重要性，也不沉迷于编织幻觉和超验的作品。从前者来讲，韩国作家金爱烂和韩江的书都写出来了；从后者来讲，她们的作品过于黑暗，太过简单，没有我渴望的救赎感。
写作成为我在国外生活里可以抓住的一点，用以证明除日常生活之外我的存在，只有这一点是非常确定的。在写的过程里，我恢复了对文学的信任，主要是恢复了对自己写作上的信任。我确定我的作品可以拯救我自己，因为在写的过程里我的确不再抑郁，确实感觉到了一点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