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详）
春树将新作《光年三部曲》的基调定为“在荒谬的世界里，从未失去过信心与勇气的人们最终得到了彻底和完全的幸福。”漂泊，构成了它们永恒的主题和经脉相连的线索，一些文学批评家曾讽刺说，只有当写作者灵感枯竭时，才会让笔下的主人公开始旅行。很明显，从表面上看，许多批评家可能质疑这些文字的意义，正如菲德勒在《小说的终结》中宣称的那样，当代小说已经死亡，“它们或像纳博科夫那样以讽刺推动它走向末日，或像巴思那样拼凑文字杂拌，或像巴勒斯那样将其炸碎，只留下经验残片和毁灭的狂喜。”然而，正如我们所处的全球化后工业时代一样，文化境遇巨变，将毫不留情地更改艺术阐述的标准：一波波的视觉讯息洪流不断地将我们包围，裹挟，一切过去与未来都被淹没，只剩下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在场一刻”。这种“测不准定律”支配下的新奇混乱，必须要以一种全新的叙述形式加以匹配，否则文字将更加失去意义——在春树近乎以碎化的片段语言中急速闪烁而过的人物，场景，时间，仿佛一盏走马灯中的扇面，单独抽出，意义全无，唯有在这种略微荒诞的高速旋转中，方能彰显其意义。
另外，使得这本著作与以往《北京娃娃》，《欢乐》与《半条命》不同的是，春树在叙述中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眼界和维度， 间接折射出了所有东方叙事中都不可避免的一个痛苦的问题：如何在自身传统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面对身份的真空和来自西方的多元化，隔膜甚至敌意的判定。《曼谷惊魂》表面上宛如一部昆汀塔兰蒂诺的黑色惊悚Cult电影，以急促的笔触和近乎残酷的自嘲式幽默描写了一段迅速演变为噩梦的浪漫邂逅，但实际上，它却隐含点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西方强势全球化同质文明滋养下的中国青年一代，在真正面对这个陌生而熟悉的话语提供者时，除了甘于“失语”，和进入“共犯结构”之外，究竟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Brad不是“我”想象中的Brad，而“我”更非Brad想象中的Brad。而这种锐疼，在《美国梦》中更为明显——“我好像快要疯了。一切都瓦解了。对美国的好感早已烟消云散”春树以近乎白描式的呐喊，揭露了这一邂逅的残酷本质。对于“我”来说，这个较之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和当下社会结构，这个更为强势，更为无情的现实显然使她手足无措，除了春树一如既往的决绝，执拗和对于自由，甚至爱的憧憬渴望，我自己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武器还能提供给和她一样的中国新一代，来面对这场必将来临的更残酷，更漫长的斗争。
